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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上，必先警告催促其履行，义务人不遵从警告时方可强制。

[6]根据《解释》第2条第11项的规定，除了本条其他项中有规定外，对于执行错误的国家赔偿，仍然要求存在违法或者过错，对此，一种可能的解读是《解释》将本条中的错误解释为违法或者过错。这一规定体现了对弱势群体人权的特殊保护。

总体而言，现行《国家赔偿法》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赔偿责任不明确，赔偿范围窄、标准低，赔偿程序不合理等问题，个别国家赔偿案件成为引发舆情的焦点事件，给人民群众造成了赔偿难的负面印象，损害了司法公信力与社会稳定。[15] 此外，本条第2款规定，赔偿请求人依据前款规定，在执行程序终结后申请赔偿的，该执行程序期间不计入赔偿请求时效。从侵权行为法理而言，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导致损害的是保管人或者第三人，保管人或者第三人是直接侵权人，应当首先由直接侵权人承担责任。仅赔偿经常性费用开支而不赔偿必然可得利益的损失，对受害人的救济是很不充分的。1994年《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16]关于民事侵权行为法中的补充责任，参见张新宝：《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补充责任》，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6期。此外，从本规定将违法与过错并列的情况来看，《解释》似不严格区分违法与过错。这样做便是逻辑颠倒、恶性循环气[9]暂且不论西耶斯是否成功打破了这一恶性循环，这样的区分就具有立宪主义的意味，将通过制宪权赋予所创宪法以正当性（或至上性）。

不过，列宁最开始的提法为集中制——作为党组织的基础的基本思想，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试看，该学者坦言，全国人大是全权机关，其代表人民行使全部国家权力。作为主权的参与者，则每个人都称为‘公民。代议机关兜底职权的模式选择，亦与各国家所采行的民主理念存在紧密关联。

[57]［美］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对于民主集中制的意涵，有官方的正统学说，也有学界的多种解读，可谓是众说纷纭。

为了适应国共合作以共同抗日的新形势，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在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文中提出，决定将工农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并在特区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可是，苏维埃模式中一些基本的组织原理，特别是苏维埃全权性的权力原则，仍旧或隐或显地影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现代化构想。参见朱国斌：《法国的宪法监督与宪法诉讼制度——法国宪法第七章解析》，载《比较法研究》1996年第3期。正如历史所生动演绎的，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成为整个法国大革命的学说，而且在大革命时期的宪法中不断得以体现。

[13]参见江国华：《宪法的形而上之学》，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392页。[73]从参与者的描述与切身感受，我们可以知晓巴黎公社的运作难以为继。例如，在1776年美国革命时期，宾夕法尼亚[6]和佐治亚[7]的宪法，体现为一种激进的民众主义类型，而该类型下的代议机关就类似于全权机关。总之，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应属于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由公社的官吏执行，从而也就处在公社的监督之下。

全权的代议机关自然拥有具有主权性质的制宪权，且该种制宪权具有常在性，并非是一次性或临时性的。[53]虽然卢梭是以个人主义为其立论基础，但它所采的人民，是一个由孤立的个人结合而成的、具有自己意志的绝对整体。

全权机关的视野也不只局限于苏维埃，其他诸国的代议机关也可以是其所评价的对象。[33]这样的表述，也可以从1954年《宪法》对全国人大兜底职权的规定内容寻得规范依据。

在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中，全权机关理论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它的成立，是为了加强控制议会权力的结果。例如，当时《中华民国浙江省宪法》第48条第12款规定，省议院除本法各条所列职权外，可以行使其他依法律属于省议院之事件。[68]［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载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5页。[63]就罗伯斯庇尔而言，拥有全权的人民是防范政府专制的有效手段，而不是诉诸权力均衡和设立护民官的职位。事实上，以后的历史发展又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在诸多限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英国的普通法。[70]参见［日］杉原泰雄：《近期的国民主权争论及其课题》，江利红译，载《公法研究》2015年第1期。

[47]《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页。……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这样能够对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并能够监督其实施的国家权力机关。

既然人民作为一种理念，而非经验世界中任何实在的团体或族群，那么由经验的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议机关，就不应当具有全权性，甚至是全民公投也不能作出违背立宪秩序的决定。也正是基于全权机关提供的认知视角，笔者细致梳理了苏维埃模式时期、人民代表大会过渡模式时期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时期的兜底职权规范。

[52]这一命令性委任的特征，又与主权享有者人民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存在紧密关系。参见何俊志：《从苏维埃到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代议制的构想与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1～112页。之后我国的1954年《宪法》至1982年《宪法》均规定了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纵然在具体的表述上存在差别。[5]代议机关的权力，如同其他国家机关一样，也是来源于宪法的授权，受到宪法的制约，即代议机关所享有的权力是一种宪法之下的权力，而非一种最高的主权性权力。

具体而言，在人民主权的理论语境中，代议机关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一直以来的人民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莫大关联，不同蕴涵的人民观塑造着不同类别的代议机关权力观。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中全国人大兜底职权的规范表述与1954年《宪法》完全一致。

而对全国人大兜底职权制度的历史脉络，仅溯源至革命根据地时期，尚没能进入制度变迁的历史纵深中考察。人民法律拟制说与作为主权理论一脉的国民主权中的国民概念具有内在相似性。

［日］美浓部达吉：《议会制度论》，邹敬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考虑到苏维埃模式对中国人大的影响甚巨，我将在全权机关的指引下，直接从苏维埃兜底职权开始考察，致力于直观呈现这一生成过程。

（一）为何不是民主集中制 无论是人大还是苏维埃，它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总是经由其所享有的权力集中呈现出来的，而某一国家机关的权力多寡又与整个国家机关的组织原则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实不难想象，苏维埃模式的影响力，也足以延及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的内在结构。据此，1924年《苏联宪法》中苏维埃的全权性就体现在它行使宪法授权给苏联的所有国家权力，尽管该宪法明确罗列的24项职权并非是包罗万象的。西耶斯区分了制宪权与宪定权（constituted power），他的目的在于打破恶性循环，即凡涉及宪法的争端，也不应由这个依据宪法建立的机构来裁决。

特别是在侵权法、合同法等私法领域，普通法具有支配性地位。至斯大林宪法时期，纵览1936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以下简称1936年《苏联宪法》），它亦仅在第14条专门罗列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国家管理机关（苏联部长会议）的24项职权，而没有针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兜底职权规定。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民主理论，主要是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而得到展现的。苏联的1918年、1924年以及1936年3部宪法对中国政权模式的初创、发展构成影响，而影响的来源自然不包括1977年的宪法。

因此，发生的所有政策分歧、政治对抗，只能有一种判断：他人在堕落，他人在犯罪。经由梳理所获知的结果，也印证了全权的苏维埃对中国人大的深刻影响。